第453章 西班牙的风向
一九三零年九月二十日，下午三时。
马德里，太阳门广场。
秋日的阳光斜斜地照在广场上，照在那座著名的“零公里”標誌牌上。几个穿著破旧衣服的孩子正在喷泉边玩耍，一个卖报的男孩扯著嗓子喊：
“《太阳报》！《太阳报》！德国高速公路计划最新进展！法国工人代表团访问柏林！英国失业人数再创新高！”
一个穿著旧西装的中年男人买了一份报纸，靠在广场边的灯柱上翻阅。他的目光在一条不起眼的新闻上停留了很久：
“西班牙共產党呼吁：学习德国经验，走西班牙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”
他看完，把报纸折好，塞进口袋，快步消失在人群中。
与此同时，马德里王宫。
国王阿方索十三世站在窗前，望著窗外渐渐西沉的太阳。
他四十四岁，曾经意气风发的脸上写满了疲惫。统治西班牙二十八年，他经歷了太多：摩洛哥战爭的失败，里维拉独裁的兴衰，经济危机的衝击，共和派势力的高涨。
身后，他的首相——达马索·贝伦格尔將军——正在匯报最新的局势。
“陛下，加泰隆尼亚的局势越来越不稳定。
巴塞隆纳的工厂里，工人委员会已经事实上接管了生產。
共和派在各大城市的活动日益频繁，他们要求建立共和国。更糟糕的是——”
他顿了顿。
“——共產党正在迅速壮大。他们从德国和法国的经验中汲取力量，提出土地归农民，工厂归工人的口號。农民和工人都在听他们的。”
阿方索十三世没有回头。
“德国人……他们真的修了一万五千公里高速公路？”
贝伦格尔愣了一下。
“陛下，那是规划。还没修成。”
国王转过身。
“但他们修成了自己的高速公路，不是吗？
现在他们要帮整个欧洲修。而我们在做什么？修路？我们在拆路。拆自己的路。”
他走回王座前，坐下。
“將军，你说，我们还能撑多久？”
贝伦格尔沉默了。
他没法回答这个问题。
一九三零年的西班牙，是一个矛盾重重的国家。
表面上，它还是君主制。国王还在王宫里坐著，將军还在內阁里开会，教堂的钟声还在每天敲响。但实际上，这个国家已经四分五裂。
加泰隆尼亚要求自治。巴斯克地区要求独立。安达卢西亚的农民在飢饿中挣扎。阿斯图里亚斯的矿工在地下挖煤，上来后发现自己挖的煤卖的钱还不够买麵包。
军队里，一部分军官效忠国王，一部分军官同情共和派，还有一部分军官——尤其是年轻的下级军官——私下里传阅著从法国和德国来的宣传材料。
教会里，主教们在讲坛上痛斥“无神论的共產主义”，而年轻的神父们在贫民窟里看见的，是饿得皮包骨的孩子和卖笑的母亲。
知识分子们分成了两派。一派在咖啡馆里爭论“西班牙的独特道路”，另一派已经秘密加入了共產党。
而普通老百姓，他们只想知道一件事：明天能不能吃饱饭？
就在这样的背景下，西班牙共產党正在悄悄壮大。
一九二零年，西班牙共產党成立时，只有几百个党员。他们在地下活动，印刷秘密报纸，组织小规模罢工。警察隨时可以抓人，监狱里关满了“赤色分子”。
但到了一九三零年，情况变了。
法国革命的胜利，给了他们巨大的鼓舞。德国模式的示范效应，给了他们清晰的路线。波罗的海三国解放的消息，让他们相信：社会主义不是遥远的梦想，是可能的。
更重要的是，经济危机让老百姓活不下去了。一九三零年，西班牙的失业率达到百分之二十。
农民交不起地租，工人买不起麵包，知识分子找不到工作。人们开始问：为什么会这样？谁能改变这一切？
共產党给出了答案。
他们在工厂里组织工会，在农村里组织农民委员会，在学校里组织读书会。
他们不再是那个只会喊口號的地下小党，而是变成了一个有纲领、有组织、有行动的政治力量。
他们的口號很简单，却很有效：
“学习德国，但不照搬德国。走西班牙自己的路。”
一九三零年十月，巴塞隆纳。
这是一座沸腾的城市。兰布拉大街上，人群川流不息。码头工人正在罢工，工厂里机器轰鸣，大学里学生们在討论革命。
在一座不起眼的公寓楼里，几个人正在秘密开会。
坐在首位的是一个四十来岁的中年人，面容削瘦，眼神锐利。
他叫何塞·迪亚斯，西班牙共產党总书记。
旁边坐著多洛雷斯·伊巴露丽——后来被人民称为“热情之花”——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，短髮，目光坚定。
还有几个从各地区赶来的代表。
迪亚斯开口了。
“同志们，欧洲的形势正在急剧变化。德国、法国、义大利、苏联——社会主义阵营越来越强大。
英国在衰退，美国在危机中挣扎。而我们西班牙，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。”
他拿出一份文件。
“这是刚从柏林传来的消息。共產国际建议我们，根据西班牙的实际情况，制定自己的革命路线。不要照搬德国模式，也不要照搬法国模式。要走自己的路。”
伊巴露丽说：“自己的路？什么路？”
迪亚斯说：“这正是我们要討论的。”
他们討论了很久。
有人主张武装起义，像法国那样。有人主张议会斗爭，像德国早期那样。有人主张先在农村发动农民，像苏联那样。有人主张先在城市组织工人，像义大利那样。
最后，迪亚斯总结说：
“同志们，西班牙的情况和其他国家不一样。我们有强大的王权，有根深蒂固的教会，有四分五裂的地区矛盾。我们不能简单地照搬別人的经验。”
他顿了顿。
“但我们可以学习。学习德国的群眾路线，学习法国的武装斗爭经验，学习苏联的土地政策。
然后，结合西班牙的实际，走出一条自己的路。”
他站起来。
“第一步，扩大组织。让每一个工厂、每一个村庄、每一个学校，都有我们的同志。
第二步，加强宣传。让每一个西班牙人都知道，社会主义不是魔鬼，是麵包、是土地、是尊严。
第三步，等待时机。当人民再也忍受不下去的时候，就是我们行动的时候。”
伊巴露丽也站起来。
“迪亚斯同志，如果时机来了，我们准备好了吗？”
迪亚斯看著她。
“我们正在准备。”
一九三零年十一月，马德里。
阿方索十三世最后一次召开內阁会议。
局势已经不可收拾。加泰隆尼亚宣布自治，共和派在各大城市举行示威，军队开始动摇，教会失去威信，经济濒临崩溃。
有人建议他退位，把王位让给儿子。有人建议他流亡。还有人建议他强硬镇压，像过去那样。
他沉默了。
最后，他站起身。
“先生们，我累了。”
他走出会议室，再也没有回来。
一九三一年四月十四日，西班牙第二共和国宣布成立。
国王阿方索十三世流亡海外。
马德里的街道上，人群欢呼雀跃。红旗和共和国的三色旗在风中飘扬。人们拥抱、歌唱、流泪。
但欢呼声中，也有冷静的声音。
共產党领袖迪亚斯站在人群中，望著那片沸腾的海洋。
旁边一个年轻的同志兴奋地说：“迪亚斯同志，我们胜利了！”
迪亚斯摇摇头。
“不，同志。这只是开始。”
他望著远方。
真正的斗爭，还在后面。
因为共和国只是第一步。土地、工厂、麵包、尊严——这些东西，不会因为国王走了就自动到来。
它们要靠人民自己去爭取。
而西班牙共產党，已经准备好了。
马德里，太阳门广场。
秋日的阳光斜斜地照在广场上，照在那座著名的“零公里”標誌牌上。几个穿著破旧衣服的孩子正在喷泉边玩耍，一个卖报的男孩扯著嗓子喊：
“《太阳报》！《太阳报》！德国高速公路计划最新进展！法国工人代表团访问柏林！英国失业人数再创新高！”
一个穿著旧西装的中年男人买了一份报纸，靠在广场边的灯柱上翻阅。他的目光在一条不起眼的新闻上停留了很久：
“西班牙共產党呼吁：学习德国经验，走西班牙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”
他看完，把报纸折好，塞进口袋，快步消失在人群中。
与此同时，马德里王宫。
国王阿方索十三世站在窗前，望著窗外渐渐西沉的太阳。
他四十四岁，曾经意气风发的脸上写满了疲惫。统治西班牙二十八年，他经歷了太多：摩洛哥战爭的失败，里维拉独裁的兴衰，经济危机的衝击，共和派势力的高涨。
身后，他的首相——达马索·贝伦格尔將军——正在匯报最新的局势。
“陛下，加泰隆尼亚的局势越来越不稳定。
巴塞隆纳的工厂里，工人委员会已经事实上接管了生產。
共和派在各大城市的活动日益频繁，他们要求建立共和国。更糟糕的是——”
他顿了顿。
“——共產党正在迅速壮大。他们从德国和法国的经验中汲取力量，提出土地归农民，工厂归工人的口號。农民和工人都在听他们的。”
阿方索十三世没有回头。
“德国人……他们真的修了一万五千公里高速公路？”
贝伦格尔愣了一下。
“陛下，那是规划。还没修成。”
国王转过身。
“但他们修成了自己的高速公路，不是吗？
现在他们要帮整个欧洲修。而我们在做什么？修路？我们在拆路。拆自己的路。”
他走回王座前，坐下。
“將军，你说，我们还能撑多久？”
贝伦格尔沉默了。
他没法回答这个问题。
一九三零年的西班牙，是一个矛盾重重的国家。
表面上，它还是君主制。国王还在王宫里坐著，將军还在內阁里开会，教堂的钟声还在每天敲响。但实际上，这个国家已经四分五裂。
加泰隆尼亚要求自治。巴斯克地区要求独立。安达卢西亚的农民在飢饿中挣扎。阿斯图里亚斯的矿工在地下挖煤，上来后发现自己挖的煤卖的钱还不够买麵包。
军队里，一部分军官效忠国王，一部分军官同情共和派，还有一部分军官——尤其是年轻的下级军官——私下里传阅著从法国和德国来的宣传材料。
教会里，主教们在讲坛上痛斥“无神论的共產主义”，而年轻的神父们在贫民窟里看见的，是饿得皮包骨的孩子和卖笑的母亲。
知识分子们分成了两派。一派在咖啡馆里爭论“西班牙的独特道路”，另一派已经秘密加入了共產党。
而普通老百姓，他们只想知道一件事：明天能不能吃饱饭？
就在这样的背景下，西班牙共產党正在悄悄壮大。
一九二零年，西班牙共產党成立时，只有几百个党员。他们在地下活动，印刷秘密报纸，组织小规模罢工。警察隨时可以抓人，监狱里关满了“赤色分子”。
但到了一九三零年，情况变了。
法国革命的胜利，给了他们巨大的鼓舞。德国模式的示范效应，给了他们清晰的路线。波罗的海三国解放的消息，让他们相信：社会主义不是遥远的梦想，是可能的。
更重要的是，经济危机让老百姓活不下去了。一九三零年，西班牙的失业率达到百分之二十。
农民交不起地租，工人买不起麵包，知识分子找不到工作。人们开始问：为什么会这样？谁能改变这一切？
共產党给出了答案。
他们在工厂里组织工会，在农村里组织农民委员会，在学校里组织读书会。
他们不再是那个只会喊口號的地下小党，而是变成了一个有纲领、有组织、有行动的政治力量。
他们的口號很简单，却很有效：
“学习德国，但不照搬德国。走西班牙自己的路。”
一九三零年十月，巴塞隆纳。
这是一座沸腾的城市。兰布拉大街上，人群川流不息。码头工人正在罢工，工厂里机器轰鸣，大学里学生们在討论革命。
在一座不起眼的公寓楼里，几个人正在秘密开会。
坐在首位的是一个四十来岁的中年人，面容削瘦，眼神锐利。
他叫何塞·迪亚斯，西班牙共產党总书记。
旁边坐著多洛雷斯·伊巴露丽——后来被人民称为“热情之花”——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，短髮，目光坚定。
还有几个从各地区赶来的代表。
迪亚斯开口了。
“同志们，欧洲的形势正在急剧变化。德国、法国、义大利、苏联——社会主义阵营越来越强大。
英国在衰退，美国在危机中挣扎。而我们西班牙，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。”
他拿出一份文件。
“这是刚从柏林传来的消息。共產国际建议我们，根据西班牙的实际情况，制定自己的革命路线。不要照搬德国模式，也不要照搬法国模式。要走自己的路。”
伊巴露丽说：“自己的路？什么路？”
迪亚斯说：“这正是我们要討论的。”
他们討论了很久。
有人主张武装起义，像法国那样。有人主张议会斗爭，像德国早期那样。有人主张先在农村发动农民，像苏联那样。有人主张先在城市组织工人，像义大利那样。
最后，迪亚斯总结说：
“同志们，西班牙的情况和其他国家不一样。我们有强大的王权，有根深蒂固的教会，有四分五裂的地区矛盾。我们不能简单地照搬別人的经验。”
他顿了顿。
“但我们可以学习。学习德国的群眾路线，学习法国的武装斗爭经验，学习苏联的土地政策。
然后，结合西班牙的实际，走出一条自己的路。”
他站起来。
“第一步，扩大组织。让每一个工厂、每一个村庄、每一个学校，都有我们的同志。
第二步，加强宣传。让每一个西班牙人都知道，社会主义不是魔鬼，是麵包、是土地、是尊严。
第三步，等待时机。当人民再也忍受不下去的时候，就是我们行动的时候。”
伊巴露丽也站起来。
“迪亚斯同志，如果时机来了，我们准备好了吗？”
迪亚斯看著她。
“我们正在准备。”
一九三零年十一月，马德里。
阿方索十三世最后一次召开內阁会议。
局势已经不可收拾。加泰隆尼亚宣布自治，共和派在各大城市举行示威，军队开始动摇，教会失去威信，经济濒临崩溃。
有人建议他退位，把王位让给儿子。有人建议他流亡。还有人建议他强硬镇压，像过去那样。
他沉默了。
最后，他站起身。
“先生们，我累了。”
他走出会议室，再也没有回来。
一九三一年四月十四日，西班牙第二共和国宣布成立。
国王阿方索十三世流亡海外。
马德里的街道上，人群欢呼雀跃。红旗和共和国的三色旗在风中飘扬。人们拥抱、歌唱、流泪。
但欢呼声中，也有冷静的声音。
共產党领袖迪亚斯站在人群中，望著那片沸腾的海洋。
旁边一个年轻的同志兴奋地说：“迪亚斯同志，我们胜利了！”
迪亚斯摇摇头。
“不，同志。这只是开始。”
他望著远方。
真正的斗爭，还在后面。
因为共和国只是第一步。土地、工厂、麵包、尊严——这些东西，不会因为国王走了就自动到来。
它们要靠人民自己去爭取。
而西班牙共產党，已经准备好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