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309章 科举取士取什么
文武之道，一张一弛。
石山深諳此理，並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工作狂，更不喜麾下文武为了迎合上意，將自己包装成只知公务、不念家庭的虚偽之徒。
时值新春佳节，正是普天同庆，与民同乐的大好日子。
儘管开朔元年末、二年初的军政事务千头万绪，颇为繁忙，他仍参照旧例並结合汉国新气象，给朝中群臣放了三日休沐假，令他们得以与家人团聚，共享天伦。
所幸，年前重要事项的流程皆已走完，各类应急预案也已部署妥当。过年这几日，纵然偶有紧急突发事件，亦有年前就排好班的轮值官员处理，確保政务军情畅通无阻，耽误不了大事。
正月初四，晨曦微露，江寧王城奉天殿內恢復了常朝。
待百官依序奏事完毕，石山便留下了平章政事刘兴葛、参知政事赵璉、宣部尚书施耐庵、礼部尚书夏煜四人。这四位，或为中枢宰辅，或掌礼教、宣传，正是议定科举大事的核心人选。
君臣五人並未在庄严肃穆的正殿久留，而是移步至更为温暖的奉天殿东偏殿。
此处炭火温暖，陈设雅致，少了正殿的刻板，更利於深入商討。內侍奉上香茗后便悄然退下。五人刚落座，石山便一如既往地摒弃虚言，直奔主题，声音沉稳而清晰：“今日留下诸位，別无他事，专为议定我国首次开科取士的各项章程。此乃国朝遴选英才、奠定文治根基的大事，不可不慎。”
科举考试，乃国家抡才大典，关乎国运兴衰与士林人心向背。
按照常理，此事本来应该应由主管科举的礼部先行调研，形成详细草案后，再提交重臣討论，最终上报汉王裁定。
但汉国新立，礼部尚书夏煜虽然才於出眾，却並非科举正途出身。
其人自己都未能叩开科举之门，对於蒙元科举制度设计背后的深层政治考量、学术派別渊源以及具体操作细则，確实知之有限。
让他全权主持这般牵扯极广的制度设计，著实有些强人所难。
好在汉国虽然草创，留用和吸纳的蒙元旧官及前朝进士不在少数。
平章政事刘兴葛、参知政事赵璉、宣部尚书施耐庵、巡盐御史杨维楨等，皆是进士及第，深諳其中门道。
除杨维楨赶赴泰州，核查盐场整顿情况未能及时返回外，其余几位知情人今日皆在。
“新朝当有新气象。”
石山环视四人，继续道：“我国既已革故鼎新，建国改元，这科举制度自不能全然因袭蒙元旧制。
但学成文武艺，货与帝王家”，也是人之常情。首批参考的士子，十年寒窗所读之书，必然是蒙元指定教材，所思所学，也必然是以出仕蒙元为目標。这是现实情况，咱们也不能视而不见。”
石山话至此处，刘兴葛与赵璉二人隱晦地交换了一个眼神，心中暗自鬆了一口气。
他们这位主上天纵奇才，思维活跃，常有不拘泥於传统的惊人之举，且魄力极大。
而科举制度事关天下读书人之心，乃是维繫国家稳定、收拢士心的基本国策之一，最忌朝令夕改，或標新立异而脱离实际。
他们最担心的，便是石山坚持己见，不顾现实，硬要推行一套不伦不类的取士方法，若因此將首次科举搞砸，寒了天下士子之心，那损失將难以估量。
二人没有猜错，石山確实对蒙元以降，日益僵化、侧重於钳制思想的科举制度极为不满，早就有意对其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，以確立汉国未来的选才標准和人才培养方向。
但他更深知“治大国若烹小鲜”的道理，任何重大改革，尤其是涉及意识形態和人才选拔的制度变革，绝不能在空中搭建楼阁。
不能因为自己是穿越者，知晓后续数百年的歷史走向和某些“先进经验”，就无视当下的现实基础，一拍脑袋便强行套用。
正如他刚才所指出的，首批参考的士子们所接受的教育，全是蒙元指定的那一套典籍和註疏，这是不以任何人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现实。
若不顾此现实，直接跳出现有的教育体系，去考士子们从未学过，甚至闻所未闻的內容，那便不是选拔人才，而是玩弄士子的儿戏，是自绝於天下士人。
越是想要设计一套能够跳出歷史，更具生命力的选才制度，就越需要沉下心来，先彻底摸清这个时代的思想脉络、文化积淀和科举现状，找准旧制度的癥结所在。
如此，开出的药方才能既符合时代特点，又能对症下药，使变革平稳落地，真正收到实效。
“赵参政，”
石山將目光转向在场科举经验最为丰富的赵链，道：“你主持过会试，先为我等简要介绍一下蒙元科举的组织形式。”
赵璉在蒙元至治元年（公元1321年）便已进士及第，宦海沉浮数十载，更在至正十一年（公元1351年）官拜蒙元礼部尚书，与中书参政韩鏞同任知贡举，主持过当年的全国会试。
其人在科举上，无论是理论，还是组织实践，在汉国君臣中皆是顶尖权威。
石山將这个问题交给他，算是问对人了。
赵璉闻言，略一沉吟，似乎在脑海中快速梳理那套他既熟悉又已心生疏离的旧制，隨即拱手，条理清晰地答道：“回稟王上，蒙元科举分为乡试、会试、殿试三级。其中————有一显著特点，便是每级考试皆区分左右两榜。”
他提到此节，语气中不免带上一丝不易察觉的涩意。
“蒙古与色目人列於右榜，汉人与南人则列於左榜。右榜考题数量少，出题內容相对浅显，评定標准亦较为宽鬆，且录取比率————远高於左榜。”
赵璉说到这里，微微一顿，显然对此陋规深为不齿，但碍於陈述事实，不便过多置评。
他见石山目光平静，並无追问右榜细节之意，心知汉王对此等维护蒙古人特权的制度绝无好感，便一语带过，继续聚焦於左榜，也就是绝大多数汉人士子需要面对的体系。
“左榜乡试，共分三场。第一场，考明经”二问，即考察对儒家经典中疑难词句的理解；另考经义”一道，要求对某一经典义理进行阐述发挥。
第二场，考古赋”一篇，以察文学才情与文言功底；再考詔、誥、章、
表”等官方应用文体一道，验其公文写作能力。
第三场，则考策”一道，是为经史时务策论，观其解决实际问题的见识。
“
“至於会试，形制与乡试相仿，亦分三场。唯第一场的明经”变为经问”五条，仍是考察经典熟悉程度；经义”仍为一道。第二、第三场的出题范围，则与乡试完全相同。”
“最后的殿试，”
赵璉提高了些许声调，道：“由皇帝亲自主持，仅考策”一道。然，要求有別，右榜仅需作文五百字以上，左榜则需千字以上。臣以为，”
他適时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，道：“我国新立，当革除旧弊，彰显天下一家、唯才是举之新政风。臣恳请王上，废此左右榜之弊，令诸生同题同考，同標评定，一视同仁！”
赵链所讲的这些考试形式，对於刘兴葛、施耐庵等进士而言，都是基础常识。
但他对左右榜的不满和最后这句直指核心的建言，还是引来了其余三人由衷的点头赞同。废除区分族群的左右榜，乃是確立汉国正统性与公平性的第一步，势在必行。
“可以！就依参政之言。”
石山心中已然明了，蒙元这套科举，看似三级，实则乡试、会试是决定性的淘汰赛，刷下绝大部分考生。
至於殿试，在正常情况下，只要考生自身不犯忌讳、不作大死，一般不会被黜落。其主要作用在於最终確定进士排名，以及那层“天子门生”的荣耀光环。
当然，这绝非说殿试不重要。
恰恰相反，能躋身殿试者已是万里挑一，於此定下名次高低，直接关係到初入官场的起点、授职品阶以及未来可能的“组织培养”路径。
殿试堪称决定仕途命运的“最后一锤子买卖”，任谁也不敢有丝毫懈怠。
殿试由石山亲自出题並最终评定优劣，属於最高权力范畴，暂时可以不必过多討论。
当前需要著力变革的，是作为选拔基础的乡试和会试。
其实，汉国疆域尚小，暂时可以省掉乡试环节。但今日既然集中討论，可以先定下方向。
废除左右榜只是第一步，是形式上的拨乱反正，但考试的內核一科目设置与內容导向，才是更需要精心设计的部分。
这两级考试，基本遵循著“经义+文学（古赋、应用文）+策论”的三位一体模式。
其中，“经义”部分涉及意识形態掌控与思想统一，这其实並非封建王朝的“专利”。
任何有志於建立长期稳定的大一统政权，都不能忽视这一点，它也是最难进行根本性变革的领域，牵一髮而动全身。
“古赋”与“詔誥章表”，主要测试考生的文学才情和官方文书写作能力，这类科目最容易被变革，甚至削减，因其於实际政事助益相对有限，属於“锦上添花”而非“雪中送炭”。
毕竟，自古至今，罕有官员仅因文章写得花团锦簇而能步步高升，治国终究需要真才实学。
而作为压轴大题的“策问”，考察经史修养与解决时务的见识能力，千余年来其核心精神变化並不算大，甚至在后世的公务员申论考试中，亦能看到其影子与传承。
石山脑中飞速运转，很快便理清了其中的轻重缓急与可操作空间，他首先问出一个关键问题：“参政，蒙元科举於经义”一道，可曾限定出题范围？”
赵璉心中暗赞，汉王果然目光如炬，一下子就抓住了科举制度的核心管控环节一出题范围，这直接决定了士子需要学习哪些“指定教材”，接受何种思想薰陶。
“王上明鑑，確有严格限定，范围便在於四书五经”。
不仅要求考生义理精明，还需文辞典雅，更重要的是，其所依据的註疏解读，均有蒙元官方指定的版本，以確保思想解读的一致性，便于衡量与管理。”
赵链虽是这项制度的受益者，但对此也有一些看法，详细解释道：“四书”方面，独尊朱子（朱熹），以朱子的《四书章句集注》为唯一標准答案。五经”则稍显复杂，兼顾了理学大家和部分古註疏：
其中，《诗经》主采朱子《诗集传》；《尚书》以蔡沈的《书集传》为主；
《周易》则並行程颐的《伊川易传》与朱子的《周易本义》；
《春秋》稍杂，允许参考三传”（即《左传》《公羊传》《穀梁传》）及胡安国的《春秋传》；而《礼记》则仍以古註疏为主。”
石山听完，心下已然明了，在自己未能提供一套全新的，足以替代朱子理学的思想体系並让其深入人心之前，暂时別想在这经义的出题范围上做根本性的文章了。
还是那个道理，没人能在空中建起楼阁。
当治下所有士子，乃至他们的师长、祖辈，数十年乃至上百年来，皓首穷经研读的都是这些官方指定的“教材”和註疏。
你一道王命就要全盘废黜，却又给不出更具说服力、更成体系且易於推广的新经典新註疏，那无异於自毁长城，执意如此做的话，天下还有哪个士子愿意陪你玩这场前途未卜的游戏？
不过，暂时无法改变出题范围，却不代表只能全盘接受旧有模式，无所作为。
石山將目光转向负责草案撰写的礼部尚书夏煜，提出具体的调整思路：“蒙元取士，每科录取不过百人，尚且要蒙古、色目、汉人、南人四族均分，导致乡有遗贤，国家却又常感人才不足，地方治理因而极为粗放。
我汉国如今疆域虽不及元廷广阔，然开科取士，志在网罗天下英才，绝不能只取这么一点人。
故，录取名额需大幅增加，与之相应，考题设置便不能过於复杂艰深，以免过度筛选，反將许多具备实干之才者挡在门外。”
他略一停顿，指向核心的经义部分：“譬如，明经、经义、经问这几项，考察內容多有重叠，可否考虑適当合併？並大幅减少题量，比如————减少一半？
咱们將考察的重点，从死记硬背和机械阐释，转向对义理的真正理解与灵活运用上。”
夏煜本人正是旧科举制度的“受害者”，饱读诗书，才情横溢，实干能力亦不弱，却屡因在经义的细微詮释上不合考官口味而名落孙山，对此有著切肤之痛。
其人闻听石山此言，简直如同久旱逢甘霖，心中大为赞同，立刻躬身应道：“臣明白！王上此议，实乃切中时弊，有利於选拔通经致用之才，而非寻章摘句的老雕虫。臣必当精心设计，务求在降低难度的同时，不减选拔之效！”
刘兴葛、赵璉、施耐庵三个“老雕虫”，则从中看出了更多意味：王上此举，意在降低经义在科举中的权重和难度，是对理学独尊、经义至上旧传统的一种温和而坚定的挑战。
但石山的做法並非蛮干，而是给出了“扩大取士基数”“选拔实干人才”等充分理由，且操作上並未直接触动理学本身的权威性，只是调整考核方式与题量。
如此做，让他们虽有疑虑，却一时也找不到强有力的理由反对。
尤其是现在汉国新立，百废待兴，確实需要吸收大量能办实事的人才治理地方，而非只会空谈义理的学究，他们便也觉得此议有其合理性。
尤其是施耐庵，他性情本就较为狂放豁达，加之执掌宣部，深受石山注重实用、鼓励创新的思想影响，內心深处其实也怀有变革儒学，使其更贴近现实，更富有活力的理想。
只是他自知並非经学大家，不善於此道，无法在义理层面为汉王的文化变革摇旗吶喊，只能通过话本、戏曲等文学创作形式“寓教於乐”，敲敲边鼓。
此刻见石山找到了一个巧妙的切入点，他自然是乐见其成。
“此外，”
石山当然不会满足於仅仅在经义考核上做文章，他的自光投向更广阔的取士范围，再次看向赵璉，询问道：“我听说蒙元之前，科举科目曾有很多，除进士科外，还设有明算、明法、
秀才等诸多专科。这些科目后来或因故废止，或併入他科。
不知我汉国如今，可否参考古制，恢復或新设一些专门科目，以各方面专精之才？”
“这？”
赵璉闻言，微微一怔。他自进士及第后，便一心扑在政务之上，数十年来宦海浮沉.
於经史子集的涉猎广度，尤其是这些早已废止的冷门科目沿革，反而不及曾辞官隱居、潜心学问十余年的刘兴葛，也不及施耐庵、夏煜这等博学多才之士。
他犹豫片刻，凭印象答道：“回王上，臣对此涉猎不深。仅大略知晓，似乎是因为科目过於繁杂，录取、任用皆难以妥善安排，且士人仍以进士科为正途，故诸多杂科才逐渐被废止吧？”
“臣对此倒略知一二。”
平章政事刘兴葛適时接话，他昔年辞官期间，有充足时间钻研经史，此刻便从容道来：“王上所言不差。如秀才科，要求极高，需考方略策”，非大才不能应，实际在唐初以后便已废止；另有明字科，专考书法和文字学，亦仅唐时短期设置；
至於明算科，所考內容太过专业，关乎算术、天文、工程等，歷来报考者极少，且即便考中，入仕后升迁途径狭窄，职位上限也低，是故宋以后便很少单独设科了。
还有明法科，专考律法，然我汉国新律尚在草创完善之际，律条未定，暂时亦恐不宜设置。”
刘兴葛其实知道还有个广义的“明经科”（与进士科並立，更重记诵），但他敏锐地猜到石山询问此事的用意，是想开闢进士科之外的取士途径，故而只列举了这些更具实用性的“杂科”。
石山听罢，頷首表示了解，隨即提出了自己的初步构想：“如此看来，条件尚算成熟的，便只有明算科了。通晓算术、工程者，於户部理財、工部营造、军中器械乃至地方水利度量，皆有大用。
我意已决，可在进士科之外，先行增设明算一科，单独命题，单独录取，量才任用。”
他顿了顿，目光扫过眾人，拋出了另一个更具突破性的想法：“另外，我欲在进士科与明算科的考试中，皆增加一部分————嗯，可称之为常识判別”的题目。內容可涉农桑、地理、律法基础、財物管理乃至简单的格物现象。
以防止选出那些只知埋头诵读圣贤书，却五穀不分、四体不勤，於民生实际一无所知的迂腐书呆子！诸位，意下如何。”
他的话音刚落，参知政事赵璉便下意识地皱起了眉头，出於维护科举“纯洁性”和“庄严性”的传统观念，他忍不住开口，劝諫道：“王上，国家抡才大典，所考当是圣贤之道、治国之策、文章华彩。考这些————这些田间地头、商贾工匠之常识，是否————是否有些於体不合，略显不妥？”
他儘量让自己的措辞委婉，但反对之意甚是明了。其余三人虽未说话，但似也有此意。
石山心中暗笑，你们看来“不妥”的地方，以后还多著呢。但他並没有直接解释或驳斥，而是意味深长地反问了一句：“赵参政，诸位爱卿，开科的目的，究竟是什么？”
ps：今天本来该一大章写完科举剧情，但肩周炎太难受，实在码不动了。
此外，正常情况下，以石山和诸臣的见识，不可能討论本章中如此基础的问题，但为了推动剧情，咱不能不给读者老爷略加科普元代科举基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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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武之道，一张一弛。
石山深諳此理，並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工作狂，更不喜麾下文武为了迎合上意，將自己包装成只知公务、不念家庭的虚偽之徒。
时值新春佳节，正是普天同庆，与民同乐的大好日子。
儘管开朔元年末、二年初的军政事务千头万绪，颇为繁忙，他仍参照旧例並结合汉国新气象，给朝中群臣放了三日休沐假，令他们得以与家人团聚，共享天伦。
所幸，年前重要事项的流程皆已走完，各类应急预案也已部署妥当。过年这几日，纵然偶有紧急突发事件，亦有年前就排好班的轮值官员处理，確保政务军情畅通无阻，耽误不了大事。
正月初四，晨曦微露，江寧王城奉天殿內恢復了常朝。
待百官依序奏事完毕，石山便留下了平章政事刘兴葛、参知政事赵璉、宣部尚书施耐庵、礼部尚书夏煜四人。这四位，或为中枢宰辅，或掌礼教、宣传，正是议定科举大事的核心人选。
君臣五人並未在庄严肃穆的正殿久留，而是移步至更为温暖的奉天殿东偏殿。
此处炭火温暖，陈设雅致，少了正殿的刻板，更利於深入商討。內侍奉上香茗后便悄然退下。五人刚落座，石山便一如既往地摒弃虚言，直奔主题，声音沉稳而清晰：“今日留下诸位，別无他事，专为议定我国首次开科取士的各项章程。此乃国朝遴选英才、奠定文治根基的大事，不可不慎。”
科举考试，乃国家抡才大典，关乎国运兴衰与士林人心向背。
按照常理，此事本来应该应由主管科举的礼部先行调研，形成详细草案后，再提交重臣討论，最终上报汉王裁定。
但汉国新立，礼部尚书夏煜虽然才於出眾，却並非科举正途出身。
其人自己都未能叩开科举之门，对於蒙元科举制度设计背后的深层政治考量、学术派別渊源以及具体操作细则，確实知之有限。
让他全权主持这般牵扯极广的制度设计，著实有些强人所难。
好在汉国虽然草创，留用和吸纳的蒙元旧官及前朝进士不在少数。
平章政事刘兴葛、参知政事赵璉、宣部尚书施耐庵、巡盐御史杨维楨等，皆是进士及第，深諳其中门道。
除杨维楨赶赴泰州，核查盐场整顿情况未能及时返回外，其余几位知情人今日皆在。
“新朝当有新气象。”
石山环视四人，继续道：“我国既已革故鼎新，建国改元，这科举制度自不能全然因袭蒙元旧制。
但学成文武艺，货与帝王家”，也是人之常情。首批参考的士子，十年寒窗所读之书，必然是蒙元指定教材，所思所学，也必然是以出仕蒙元为目標。这是现实情况，咱们也不能视而不见。”
石山话至此处，刘兴葛与赵璉二人隱晦地交换了一个眼神，心中暗自鬆了一口气。
他们这位主上天纵奇才，思维活跃，常有不拘泥於传统的惊人之举，且魄力极大。
而科举制度事关天下读书人之心，乃是维繫国家稳定、收拢士心的基本国策之一，最忌朝令夕改，或標新立异而脱离实际。
他们最担心的，便是石山坚持己见，不顾现实，硬要推行一套不伦不类的取士方法，若因此將首次科举搞砸，寒了天下士子之心，那损失將难以估量。
二人没有猜错，石山確实对蒙元以降，日益僵化、侧重於钳制思想的科举制度极为不满，早就有意对其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，以確立汉国未来的选才標准和人才培养方向。
但他更深知“治大国若烹小鲜”的道理，任何重大改革，尤其是涉及意识形態和人才选拔的制度变革，绝不能在空中搭建楼阁。
不能因为自己是穿越者，知晓后续数百年的歷史走向和某些“先进经验”，就无视当下的现实基础，一拍脑袋便强行套用。
正如他刚才所指出的，首批参考的士子们所接受的教育，全是蒙元指定的那一套典籍和註疏，这是不以任何人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现实。
若不顾此现实，直接跳出现有的教育体系，去考士子们从未学过，甚至闻所未闻的內容，那便不是选拔人才，而是玩弄士子的儿戏，是自绝於天下士人。
越是想要设计一套能够跳出歷史，更具生命力的选才制度，就越需要沉下心来，先彻底摸清这个时代的思想脉络、文化积淀和科举现状，找准旧制度的癥结所在。
如此，开出的药方才能既符合时代特点，又能对症下药，使变革平稳落地，真正收到实效。
“赵参政，”
石山將目光转向在场科举经验最为丰富的赵链，道：“你主持过会试，先为我等简要介绍一下蒙元科举的组织形式。”
赵璉在蒙元至治元年（公元1321年）便已进士及第，宦海沉浮数十载，更在至正十一年（公元1351年）官拜蒙元礼部尚书，与中书参政韩鏞同任知贡举，主持过当年的全国会试。
其人在科举上，无论是理论，还是组织实践，在汉国君臣中皆是顶尖权威。
石山將这个问题交给他，算是问对人了。
赵璉闻言，略一沉吟，似乎在脑海中快速梳理那套他既熟悉又已心生疏离的旧制，隨即拱手，条理清晰地答道：“回稟王上，蒙元科举分为乡试、会试、殿试三级。其中————有一显著特点，便是每级考试皆区分左右两榜。”
他提到此节，语气中不免带上一丝不易察觉的涩意。
“蒙古与色目人列於右榜，汉人与南人则列於左榜。右榜考题数量少，出题內容相对浅显，评定標准亦较为宽鬆，且录取比率————远高於左榜。”
赵璉说到这里，微微一顿，显然对此陋规深为不齿，但碍於陈述事实，不便过多置评。
他见石山目光平静，並无追问右榜细节之意，心知汉王对此等维护蒙古人特权的制度绝无好感，便一语带过，继续聚焦於左榜，也就是绝大多数汉人士子需要面对的体系。
“左榜乡试，共分三场。第一场，考明经”二问，即考察对儒家经典中疑难词句的理解；另考经义”一道，要求对某一经典义理进行阐述发挥。
第二场，考古赋”一篇，以察文学才情与文言功底；再考詔、誥、章、
表”等官方应用文体一道，验其公文写作能力。
第三场，则考策”一道，是为经史时务策论，观其解决实际问题的见识。
“
“至於会试，形制与乡试相仿，亦分三场。唯第一场的明经”变为经问”五条，仍是考察经典熟悉程度；经义”仍为一道。第二、第三场的出题范围，则与乡试完全相同。”
“最后的殿试，”
赵璉提高了些许声调，道：“由皇帝亲自主持，仅考策”一道。然，要求有別，右榜仅需作文五百字以上，左榜则需千字以上。臣以为，”
他適时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，道：“我国新立，当革除旧弊，彰显天下一家、唯才是举之新政风。臣恳请王上，废此左右榜之弊，令诸生同题同考，同標评定，一视同仁！”
赵链所讲的这些考试形式，对於刘兴葛、施耐庵等进士而言，都是基础常识。
但他对左右榜的不满和最后这句直指核心的建言，还是引来了其余三人由衷的点头赞同。废除区分族群的左右榜，乃是確立汉国正统性与公平性的第一步，势在必行。
“可以！就依参政之言。”
石山心中已然明了，蒙元这套科举，看似三级，实则乡试、会试是决定性的淘汰赛，刷下绝大部分考生。
至於殿试，在正常情况下，只要考生自身不犯忌讳、不作大死，一般不会被黜落。其主要作用在於最终確定进士排名，以及那层“天子门生”的荣耀光环。
当然，这绝非说殿试不重要。
恰恰相反，能躋身殿试者已是万里挑一，於此定下名次高低，直接关係到初入官场的起点、授职品阶以及未来可能的“组织培养”路径。
殿试堪称决定仕途命运的“最后一锤子买卖”，任谁也不敢有丝毫懈怠。
殿试由石山亲自出题並最终评定优劣，属於最高权力范畴，暂时可以不必过多討论。
当前需要著力变革的，是作为选拔基础的乡试和会试。
其实，汉国疆域尚小，暂时可以省掉乡试环节。但今日既然集中討论，可以先定下方向。
废除左右榜只是第一步，是形式上的拨乱反正，但考试的內核一科目设置与內容导向，才是更需要精心设计的部分。
这两级考试，基本遵循著“经义+文学（古赋、应用文）+策论”的三位一体模式。
其中，“经义”部分涉及意识形態掌控与思想统一，这其实並非封建王朝的“专利”。
任何有志於建立长期稳定的大一统政权，都不能忽视这一点，它也是最难进行根本性变革的领域，牵一髮而动全身。
“古赋”与“詔誥章表”，主要测试考生的文学才情和官方文书写作能力，这类科目最容易被变革，甚至削减，因其於实际政事助益相对有限，属於“锦上添花”而非“雪中送炭”。
毕竟，自古至今，罕有官员仅因文章写得花团锦簇而能步步高升，治国终究需要真才实学。
而作为压轴大题的“策问”，考察经史修养与解决时务的见识能力，千余年来其核心精神变化並不算大，甚至在后世的公务员申论考试中，亦能看到其影子与传承。
石山脑中飞速运转，很快便理清了其中的轻重缓急与可操作空间，他首先问出一个关键问题：“参政，蒙元科举於经义”一道，可曾限定出题范围？”
赵璉心中暗赞，汉王果然目光如炬，一下子就抓住了科举制度的核心管控环节一出题范围，这直接决定了士子需要学习哪些“指定教材”，接受何种思想薰陶。
“王上明鑑，確有严格限定，范围便在於四书五经”。
不仅要求考生义理精明，还需文辞典雅，更重要的是，其所依据的註疏解读，均有蒙元官方指定的版本，以確保思想解读的一致性，便于衡量与管理。”
赵链虽是这项制度的受益者，但对此也有一些看法，详细解释道：“四书”方面，独尊朱子（朱熹），以朱子的《四书章句集注》为唯一標准答案。五经”则稍显复杂，兼顾了理学大家和部分古註疏：
其中，《诗经》主采朱子《诗集传》；《尚书》以蔡沈的《书集传》为主；
《周易》则並行程颐的《伊川易传》与朱子的《周易本义》；
《春秋》稍杂，允许参考三传”（即《左传》《公羊传》《穀梁传》）及胡安国的《春秋传》；而《礼记》则仍以古註疏为主。”
石山听完，心下已然明了，在自己未能提供一套全新的，足以替代朱子理学的思想体系並让其深入人心之前，暂时別想在这经义的出题范围上做根本性的文章了。
还是那个道理，没人能在空中建起楼阁。
当治下所有士子，乃至他们的师长、祖辈，数十年乃至上百年来，皓首穷经研读的都是这些官方指定的“教材”和註疏。
你一道王命就要全盘废黜，却又给不出更具说服力、更成体系且易於推广的新经典新註疏，那无异於自毁长城，执意如此做的话，天下还有哪个士子愿意陪你玩这场前途未卜的游戏？
不过，暂时无法改变出题范围，却不代表只能全盘接受旧有模式，无所作为。
石山將目光转向负责草案撰写的礼部尚书夏煜，提出具体的调整思路：“蒙元取士，每科录取不过百人，尚且要蒙古、色目、汉人、南人四族均分，导致乡有遗贤，国家却又常感人才不足，地方治理因而极为粗放。
我汉国如今疆域虽不及元廷广阔，然开科取士，志在网罗天下英才，绝不能只取这么一点人。
故，录取名额需大幅增加，与之相应，考题设置便不能过於复杂艰深，以免过度筛选，反將许多具备实干之才者挡在门外。”
他略一停顿，指向核心的经义部分：“譬如，明经、经义、经问这几项，考察內容多有重叠，可否考虑適当合併？並大幅减少题量，比如————减少一半？
咱们將考察的重点，从死记硬背和机械阐释，转向对义理的真正理解与灵活运用上。”
夏煜本人正是旧科举制度的“受害者”，饱读诗书，才情横溢，实干能力亦不弱，却屡因在经义的细微詮释上不合考官口味而名落孙山，对此有著切肤之痛。
其人闻听石山此言，简直如同久旱逢甘霖，心中大为赞同，立刻躬身应道：“臣明白！王上此议，实乃切中时弊，有利於选拔通经致用之才，而非寻章摘句的老雕虫。臣必当精心设计，务求在降低难度的同时，不减选拔之效！”
刘兴葛、赵璉、施耐庵三个“老雕虫”，则从中看出了更多意味：王上此举，意在降低经义在科举中的权重和难度，是对理学独尊、经义至上旧传统的一种温和而坚定的挑战。
但石山的做法並非蛮干，而是给出了“扩大取士基数”“选拔实干人才”等充分理由，且操作上並未直接触动理学本身的权威性，只是调整考核方式与题量。
如此做，让他们虽有疑虑，却一时也找不到强有力的理由反对。
尤其是现在汉国新立，百废待兴，確实需要吸收大量能办实事的人才治理地方，而非只会空谈义理的学究，他们便也觉得此议有其合理性。
尤其是施耐庵，他性情本就较为狂放豁达，加之执掌宣部，深受石山注重实用、鼓励创新的思想影响，內心深处其实也怀有变革儒学，使其更贴近现实，更富有活力的理想。
只是他自知並非经学大家，不善於此道，无法在义理层面为汉王的文化变革摇旗吶喊，只能通过话本、戏曲等文学创作形式“寓教於乐”，敲敲边鼓。
此刻见石山找到了一个巧妙的切入点，他自然是乐见其成。
“此外，”
石山当然不会满足於仅仅在经义考核上做文章，他的自光投向更广阔的取士范围，再次看向赵璉，询问道：“我听说蒙元之前，科举科目曾有很多，除进士科外，还设有明算、明法、
秀才等诸多专科。这些科目后来或因故废止，或併入他科。
不知我汉国如今，可否参考古制，恢復或新设一些专门科目，以各方面专精之才？”
“这？”
赵璉闻言，微微一怔。他自进士及第后，便一心扑在政务之上，数十年来宦海浮沉.
於经史子集的涉猎广度，尤其是这些早已废止的冷门科目沿革，反而不及曾辞官隱居、潜心学问十余年的刘兴葛，也不及施耐庵、夏煜这等博学多才之士。
他犹豫片刻，凭印象答道：“回王上，臣对此涉猎不深。仅大略知晓，似乎是因为科目过於繁杂，录取、任用皆难以妥善安排，且士人仍以进士科为正途，故诸多杂科才逐渐被废止吧？”
“臣对此倒略知一二。”
平章政事刘兴葛適时接话，他昔年辞官期间，有充足时间钻研经史，此刻便从容道来：“王上所言不差。如秀才科，要求极高，需考方略策”，非大才不能应，实际在唐初以后便已废止；另有明字科，专考书法和文字学，亦仅唐时短期设置；
至於明算科，所考內容太过专业，关乎算术、天文、工程等，歷来报考者极少，且即便考中，入仕后升迁途径狭窄，职位上限也低，是故宋以后便很少单独设科了。
还有明法科，专考律法，然我汉国新律尚在草创完善之际，律条未定，暂时亦恐不宜设置。”
刘兴葛其实知道还有个广义的“明经科”（与进士科並立，更重记诵），但他敏锐地猜到石山询问此事的用意，是想开闢进士科之外的取士途径，故而只列举了这些更具实用性的“杂科”。
石山听罢，頷首表示了解，隨即提出了自己的初步构想：“如此看来，条件尚算成熟的，便只有明算科了。通晓算术、工程者，於户部理財、工部营造、军中器械乃至地方水利度量，皆有大用。
我意已决，可在进士科之外，先行增设明算一科，单独命题，单独录取，量才任用。”
他顿了顿，目光扫过眾人，拋出了另一个更具突破性的想法：“另外，我欲在进士科与明算科的考试中，皆增加一部分————嗯，可称之为常识判別”的题目。內容可涉农桑、地理、律法基础、財物管理乃至简单的格物现象。
以防止选出那些只知埋头诵读圣贤书，却五穀不分、四体不勤，於民生实际一无所知的迂腐书呆子！诸位，意下如何。”
他的话音刚落，参知政事赵璉便下意识地皱起了眉头，出於维护科举“纯洁性”和“庄严性”的传统观念，他忍不住开口，劝諫道：“王上，国家抡才大典，所考当是圣贤之道、治国之策、文章华彩。考这些————这些田间地头、商贾工匠之常识，是否————是否有些於体不合，略显不妥？”
他儘量让自己的措辞委婉，但反对之意甚是明了。其余三人虽未说话，但似也有此意。
石山心中暗笑，你们看来“不妥”的地方，以后还多著呢。但他並没有直接解释或驳斥，而是意味深长地反问了一句：“赵参政，诸位爱卿，开科的目的，究竟是什么？”
ps：今天本来该一大章写完科举剧情，但肩周炎太难受，实在码不动了。
此外，正常情况下，以石山和诸臣的见识，不可能討论本章中如此基础的问题，但为了推动剧情，咱不能不给读者老爷略加科普元代科举基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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