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里面？”
“嗯。”
我领她她穿过门走进去。
客厅很小，收拾得很乾净。
沙发上坐著一个女人，三十七八岁，长相和江澜有几分像，但更瘦，脸色更白。她坐在轮椅上，膝盖上盖著一条薄毯，手里攥著一张照片。
江澜的妈妈从厨房走出来，端著一杯水，眼睛红红的。她把水放在茶几上，在轮椅旁边蹲下来，握住那个女人的手。
“澜澜不会白死的。”老太太说，声音沙哑，“法院会查清楚的。”
轮椅上的女人没说话。只是盯著那张照片，眼泪一滴一滴往下砸。
江澜站在她们面前，看著她们。
很久。
然后她蹲下来，伸出手，想摸那个女人的脸。
手从脸上穿过去了。
她愣了一下，又试了一次。
还是穿过去了。
她就那么蹲著，手悬在半空，看著那个和她长得很像的女人。
“姐。”她喊了一声。
没人听见。
“妈……”
依旧没人听见。
她站起来退后几步。
我站在旁边，看见她的手攥紧了。
又鬆开。
她就那么站著，看著她们。嘴唇动了动，想说什么又咽回去。
然后我看见她的眼眶红了。
憋了很久、憋得胸口都疼了、但死活不让泪流出来。
她往前走了一步。
伸出手，虚虚地搭在姐姐的肩膀上。
那个动作很轻，轻得像怕惊动什么。明明姐姐根本感觉不到她，她还是那么轻，像小时候怕吵醒睡著的人那样。
“姐，”她说，声音很轻，“轮椅该换了，那个旧的你坐著不舒服。我攒了钱，本来想下个月给你买的……”
她停了一下。
“妈，你別总吃剩菜，冰箱里那些放了三天的倒掉吧，我每次说你都不听……”
她又停了一下。
“妈，我……”
她的声音越来越轻，泣不成声。
然后她把手收回来。
退后一步，又退后一步。
一直退到门口。
她站在那儿，看著她们，看了很久。
“我走了。”
声音很轻，轻得像一片羽毛落在水面上。
她转身夺门而出。
我紧紧跟在后面。
下楼的时候，她却走得很慢。
每一步都像踩在刀尖上。
走到楼下，她又盯著那辆黑色轿车消失的方向。
我心里一动。
“你觉得你徒弟……”
“不可能。”她打断我，“小周是我一手带起来的。她爸妈都是老师，根正苗红。她怎么可能和那些人搅在一起？”
我没说话。
她站在那儿，看著那条空荡荡的街道。
很久，她摇了摇头。
“我还是想查清楚。”她说。
回到她的宿舍，天已经快黑了。
她让我在客厅等著，自己走进臥室。过了几分钟，她喊我进去。
“已经被警察取走了。”
“要是能拿到，能查出来吗？”
“我不知道。”我说，“我不是验毒的。”
她沉默了。
我看著她，忽然想起一件事。
“你那个徒弟，她进过你这儿吗？”
江澜愣了一下。
“进过。她经常来，给我送材料，帮我整理案卷。”
“她能接触到你的药吗？”
她想了很久。
“能。”她的声音低下去，“我有时候在书房写判决，让她在客厅等。药瓶就放在床头柜上，她隨时能进去。”
她抬起头，看著我。
“我突然想起来她前天跟我说了一句话。我当时觉得莫名其妙。”
“说什么？”
“她说，澜姐，你恨我吗？”
那双眼睛里，有光在暗下去。
“你怎么说的？”
“我说，什么意思？我恨你干什么？”
我点点头，“不用猜了。”
“你是说……”
“我不知道。”
天要黑了。
灰雾开始涌了过来，但我们早在一座博物馆里落脚，我端详著四周，这里记载著这片土地先人们抗日时期的英勇事跡。
她坐在一副相片下，看著天窗外的雾。
很久没说话。
我坐在她旁边，也没说话。
然后她开口了。
“你知道吗，我当法官八年，判过很多人。贪官、黑社会、人贩子、杀人犯。每一个都恨我，每一个都说要弄死我。”
她的声音很平静。
“我从来没怕过。因为我觉得我做的是对的事。法律在那儿，我是执行法律的人。他们恨我，但法律不会输。”
她低下头。
“现在呢？”
我看著她，她没说话。
“法律没输。”我说，“是你输了。”
她愣了一下。
然后她笑了。
那个笑比哭还难看。
“对。是我输了。我活著的时候没输，死了输了。“
“我亲手带的徒弟，把我卖了。我信任的人，换了我的药。我躺在床上等死的时候，她可能在数钱。”
她把脸埋进膝盖里，肩膀一抖一抖的。
没有声音。
我坐在旁边，看著她。
“还说不准，毕竟这些都是猜测。”
灰雾在外面翻涌，那些黑影越来越近。但纪念馆的光把它们挡在外面。
她坐著，盯著那堵掛满相片的墙。
“她去年分来的。面试的时候我就看中她了，聪明，踏实，眼里有光。我手把手教她怎么写判决，怎么开庭，怎么跟当事人说话。她说我是她师父，一辈子都是。”
她的声音很平。
“她经常来我家，给我送材料，帮我整理案卷。有时候忙太晚，就在我那儿睡。我姐喜欢她，说她懂事。我妈给她包饺子吃，她一口气能吃二十个。”
她低下头。
“我以为她是我教出来的，我以为她和我一样，以为法律是这世上最不能糊弄的东西。”
沉默。
“那天晚上，她来过。”
我看著她。
“什么时候？”
“我死的那天下午。”她说，“她说来送材料，坐了半个小时。我在书房写判决，她自己在客厅待著。走的时候就跟我说了那句莫名其妙的话。”
她抬起头，看著我。
我没说话。
她也不需要我说话。
“你说她怎么想的？”她问，“谭强给了她多少钱？还是她怕我？怕我挡她路？怕我哪一天发现她跟那些人混在一起，把她踢出法院？”
“不知道。”
“我也不知道。”她说，“我想了一夜，想不明白。”
天快亮了。
远处，茶楼的光点已经出现了。
“那现在呢？你恨她吗？”
她站起来。
“她父母双亡，家里有两个还在上学的弟弟，也许是因为这个。”
我默不做声。
“我不恨她。”
她抬起头。
“小刘。”
“嗯？”
“那个谭强，还有小周，他们会怎么样？”
我想了想。
“活著。”我说，“该干嘛干嘛。没人知道是他们干的。”
她点点头。
“那我的案子呢？”
“会结。”我说，“自杀。安眠药过量。法官压力大，抑鬱自杀。通告一发，舆论一炒，过两天就没人记得了。”
她看著我。
那双眼睛在黑暗里很亮。
“你这么说，不怕我受不了？”
“你受得了。”我说。
“你是法官。”
她愣了一下，然后笑了。
这次那个笑没那么难看了。
“对，我是法官。”她站起来，拍了拍身上的灰，“法官不能哭太久。”
我也站起来。
她看著我。
“可以帮我个忙吗。”
“什么？”
“找到证据。”她说，“让那群黑社会的畜生伏法。”
我看著她。
“我是引路人，只管死人。”
“我知道。”她说，“但我觉得你能查。”
我沉默了一会儿。
“好。”
她愣了一下。
“你答应了？”
“嗯。”
“为什么？”
我想了想。
“因为好人死了，坏人活著，这事儿不对。”
她看著我。
很久。
“谢谢。”
天亮的时候，我们离开纪念馆继续往前走，走在街上她突然回头望去。
我看出来她在和这片土地告別。
远处，金色的光点在等著她。
“嗯。”
我领她她穿过门走进去。
客厅很小，收拾得很乾净。
沙发上坐著一个女人，三十七八岁，长相和江澜有几分像，但更瘦，脸色更白。她坐在轮椅上，膝盖上盖著一条薄毯，手里攥著一张照片。
江澜的妈妈从厨房走出来，端著一杯水，眼睛红红的。她把水放在茶几上，在轮椅旁边蹲下来，握住那个女人的手。
“澜澜不会白死的。”老太太说，声音沙哑，“法院会查清楚的。”
轮椅上的女人没说话。只是盯著那张照片，眼泪一滴一滴往下砸。
江澜站在她们面前，看著她们。
很久。
然后她蹲下来，伸出手，想摸那个女人的脸。
手从脸上穿过去了。
她愣了一下，又试了一次。
还是穿过去了。
她就那么蹲著，手悬在半空，看著那个和她长得很像的女人。
“姐。”她喊了一声。
没人听见。
“妈……”
依旧没人听见。
她站起来退后几步。
我站在旁边，看见她的手攥紧了。
又鬆开。
她就那么站著，看著她们。嘴唇动了动，想说什么又咽回去。
然后我看见她的眼眶红了。
憋了很久、憋得胸口都疼了、但死活不让泪流出来。
她往前走了一步。
伸出手，虚虚地搭在姐姐的肩膀上。
那个动作很轻，轻得像怕惊动什么。明明姐姐根本感觉不到她，她还是那么轻，像小时候怕吵醒睡著的人那样。
“姐，”她说，声音很轻，“轮椅该换了，那个旧的你坐著不舒服。我攒了钱，本来想下个月给你买的……”
她停了一下。
“妈，你別总吃剩菜，冰箱里那些放了三天的倒掉吧，我每次说你都不听……”
她又停了一下。
“妈，我……”
她的声音越来越轻，泣不成声。
然后她把手收回来。
退后一步，又退后一步。
一直退到门口。
她站在那儿，看著她们，看了很久。
“我走了。”
声音很轻，轻得像一片羽毛落在水面上。
她转身夺门而出。
我紧紧跟在后面。
下楼的时候，她却走得很慢。
每一步都像踩在刀尖上。
走到楼下，她又盯著那辆黑色轿车消失的方向。
我心里一动。
“你觉得你徒弟……”
“不可能。”她打断我，“小周是我一手带起来的。她爸妈都是老师，根正苗红。她怎么可能和那些人搅在一起？”
我没说话。
她站在那儿，看著那条空荡荡的街道。
很久，她摇了摇头。
“我还是想查清楚。”她说。
回到她的宿舍，天已经快黑了。
她让我在客厅等著，自己走进臥室。过了几分钟，她喊我进去。
“已经被警察取走了。”
“要是能拿到，能查出来吗？”
“我不知道。”我说，“我不是验毒的。”
她沉默了。
我看著她，忽然想起一件事。
“你那个徒弟，她进过你这儿吗？”
江澜愣了一下。
“进过。她经常来，给我送材料，帮我整理案卷。”
“她能接触到你的药吗？”
她想了很久。
“能。”她的声音低下去，“我有时候在书房写判决，让她在客厅等。药瓶就放在床头柜上，她隨时能进去。”
她抬起头，看著我。
“我突然想起来她前天跟我说了一句话。我当时觉得莫名其妙。”
“说什么？”
“她说，澜姐，你恨我吗？”
那双眼睛里，有光在暗下去。
“你怎么说的？”
“我说，什么意思？我恨你干什么？”
我点点头，“不用猜了。”
“你是说……”
“我不知道。”
天要黑了。
灰雾开始涌了过来，但我们早在一座博物馆里落脚，我端详著四周，这里记载著这片土地先人们抗日时期的英勇事跡。
她坐在一副相片下，看著天窗外的雾。
很久没说话。
我坐在她旁边，也没说话。
然后她开口了。
“你知道吗，我当法官八年，判过很多人。贪官、黑社会、人贩子、杀人犯。每一个都恨我，每一个都说要弄死我。”
她的声音很平静。
“我从来没怕过。因为我觉得我做的是对的事。法律在那儿，我是执行法律的人。他们恨我，但法律不会输。”
她低下头。
“现在呢？”
我看著她，她没说话。
“法律没输。”我说，“是你输了。”
她愣了一下。
然后她笑了。
那个笑比哭还难看。
“对。是我输了。我活著的时候没输，死了输了。“
“我亲手带的徒弟，把我卖了。我信任的人，换了我的药。我躺在床上等死的时候，她可能在数钱。”
她把脸埋进膝盖里，肩膀一抖一抖的。
没有声音。
我坐在旁边，看著她。
“还说不准，毕竟这些都是猜测。”
灰雾在外面翻涌，那些黑影越来越近。但纪念馆的光把它们挡在外面。
她坐著，盯著那堵掛满相片的墙。
“她去年分来的。面试的时候我就看中她了，聪明，踏实，眼里有光。我手把手教她怎么写判决，怎么开庭，怎么跟当事人说话。她说我是她师父，一辈子都是。”
她的声音很平。
“她经常来我家，给我送材料，帮我整理案卷。有时候忙太晚，就在我那儿睡。我姐喜欢她，说她懂事。我妈给她包饺子吃，她一口气能吃二十个。”
她低下头。
“我以为她是我教出来的，我以为她和我一样，以为法律是这世上最不能糊弄的东西。”
沉默。
“那天晚上，她来过。”
我看著她。
“什么时候？”
“我死的那天下午。”她说，“她说来送材料，坐了半个小时。我在书房写判决，她自己在客厅待著。走的时候就跟我说了那句莫名其妙的话。”
她抬起头，看著我。
我没说话。
她也不需要我说话。
“你说她怎么想的？”她问，“谭强给了她多少钱？还是她怕我？怕我挡她路？怕我哪一天发现她跟那些人混在一起，把她踢出法院？”
“不知道。”
“我也不知道。”她说，“我想了一夜，想不明白。”
天快亮了。
远处，茶楼的光点已经出现了。
“那现在呢？你恨她吗？”
她站起来。
“她父母双亡，家里有两个还在上学的弟弟，也许是因为这个。”
我默不做声。
“我不恨她。”
她抬起头。
“小刘。”
“嗯？”
“那个谭强，还有小周，他们会怎么样？”
我想了想。
“活著。”我说，“该干嘛干嘛。没人知道是他们干的。”
她点点头。
“那我的案子呢？”
“会结。”我说，“自杀。安眠药过量。法官压力大，抑鬱自杀。通告一发，舆论一炒，过两天就没人记得了。”
她看著我。
那双眼睛在黑暗里很亮。
“你这么说，不怕我受不了？”
“你受得了。”我说。
“你是法官。”
她愣了一下，然后笑了。
这次那个笑没那么难看了。
“对，我是法官。”她站起来，拍了拍身上的灰，“法官不能哭太久。”
我也站起来。
她看著我。
“可以帮我个忙吗。”
“什么？”
“找到证据。”她说，“让那群黑社会的畜生伏法。”
我看著她。
“我是引路人，只管死人。”
“我知道。”她说，“但我觉得你能查。”
我沉默了一会儿。
“好。”
她愣了一下。
“你答应了？”
“嗯。”
“为什么？”
我想了想。
“因为好人死了，坏人活著，这事儿不对。”
她看著我。
很久。
“谢谢。”
天亮的时候，我们离开纪念馆继续往前走，走在街上她突然回头望去。
我看出来她在和这片土地告別。
远处，金色的光点在等著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