抗战功德林头等战犯 作者:佚名
第3章 改变
穿t恤的那个自己说得对：他变得太像“他们”了。
作为和平年代的老百姓时，他读到这段歷史，总是愤怒於当时统治者的无能、短视和腐败。他曾在评论区底下激昂地写道：“若有先知之明，必不会让国家陷入如此灾难！”
而现在，他就是那个“先知”，却依然没能阻止灾难的发生。
不，不完全准確。他做了一些事……
但梦中的质问依然有效：他真的用尽了一个穿越者所能做的一切了吗？
他想起了那些日本朋友——或者说是曾经的“朋友”。在东京留学时认识的那些年轻军官，后来不少成为了侵华战爭的中坚力量。他本可以在早期就与他们断绝来往，本可以公开谴责他们的军国主义思想，本可以……
可他没有。因为那样会破坏他的“人脉”，影响他的“仕途”，甚至可能危及他的安全。
他想起了那些党內的高官们，那些贪污腐败、爭权夺利却对抗日漠不关心的同僚。他本可以更坚决地与他们斗爭，本可以冒著风险揭露他们的恶行，本可以……
可他没有。因为他知道那样做不仅效果有限，还可能让自己失去现有的地位和影响力——而没有这些，他连现在能做到的事情都做不了。
他想起了与少东家的无数次私下谈话。作为最受信任的幕僚，他本可以说更多逆耳忠言，本可以更坚决地反对一些错误决策，本可以……
可他没有。因为他珍惜这份信任，因为他知道少东家的性格，因为他害怕失去这层关係后就再也无法从內部影响这个政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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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我选择了安全的道路。”李宇轩对著空无一人的房间说，声音在黎明前的寂静中显得格外清晰，“我选择了在体制內工作，选择了妥协和渐进，选择了不打破现有的平衡。我以为这是最有效的方式，我以为这样可以做成更多事。”
“但我错了。”他闭上眼睛，“我错过了真正改变歷史的机会，因为那些机会都要求我冒更大的风险，付出更大的代价。”
窗外的天色渐渐亮了，远处传来早市的第一声响动。新的一天开始了，一个日本即將投降、战爭即將结束的日子。
但李宇轩感到的只有沉重。这场战爭死了太多人，而他知道，接下来的內战还会死更多人。更可怕的是，他知道內战的结局，知道国民党將败退台湾，知道中国將经歷更多的动盪和苦难。
梦中的两个自己给了他最后的警告：不要重复过去的错误。不要因为融入而失去自我，不要因为现实而放弃理想，不要因为困难而停止抗爭。
门被轻轻敲响，副官的声音传来：“景公，奇兵召开紧急会议，討论日本投降后的接收问题。”
李宇轩深吸一口气，將那些泛黄的纸张小心地放回铁盒，锁好，重新放回抽屉深处。他走到镜子前，整理了一下军装，擦乾脸上的泪痕。
镜中的他又变回了那个威严的陆军一级上將，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，人人尊敬的“景公”。
“我明白了。”他对著镜中的自己轻声说，然后转身向门外走去……
1945年8月14日，山城黄山官邸。
会议室里烟雾繚绕，长桌旁坐著国民党最高决策层。窗外是山城夏日午后特有的闷热，蝉鸣声透过厚重的窗帘缝隙钻进来，与室內的压抑气氛形成一种奇特的合奏。
奇兵坐在主位，军装一丝不苟，手里把玩著一支红蓝铅笔。他的目光扫过在座的每个人：陈不累、张裙、戴利、张治种，最后停留在坐在他右手边的李宇轩身上。
“都说说吧。”他开口，声音平静但带著惯有的威严，“日本投降已成定局，接下来该怎么走？”
戴利率先发言：“奇兵，当务之急是受降接收。我军应火速开赴沦陷区，尤其是华北、华东要地，绝不能让中共抢了先机。”
“雨浓说得对，”陈不累扶了扶眼镜，“但国际观瞻也很重要。美苏两国都盯著我们，若处置不当，恐失道义制高点。”
张治种清了清嗓子：“我看……”
会议室里安静了几秒。所有人都知道这个问题迟早要面对，但谁也不敢第一个捅破那层纸。
奇兵的铅笔在桌上轻轻敲了敲，突然转向李宇轩：“景行，你怎么看？”
李宇轩刚从沉思中回过神。他手里夹著一支烟，菸灰已经积了很长一截。这六天来，那个噩梦一直縈绕不去，梦中两个自己的质问像钟声一样在他脑海里迴荡——你真的尽力了吗？你真的对得起那些死去的人吗？
“少东家，”李宇轩用了私下的称呼，会议室里几位高官早已习惯两人这种特殊关係，“日本投降后，摆在我们面前的有两条路：一是战，二是和。”
他顿了顿，弹掉菸灰：“战，我们有美式装备，有名义上的中央政府地位，有国际承认。但共和扎根农村八年，民心不可小覷。真要打起来，恐怕不是三五年能解决的。”
“和呢？”奇兵追问，眼神锐利。
“和，就要谈条件。”李宇轩深吸一口烟，“要谈，就得有个由头……
话音刚落，戴利立即反对：“这太冒险了！先生怎么可能来？万一来了，我们怎么处置？扣下？那国际舆论会怎么说？放回去？那不等於放虎归山？”
张治种却若有所思：“我看李总长说得有道理。请，是一定要请的。他来不来是他的事，我们请不请是我们的事……
第3章 改变
穿t恤的那个自己说得对：他变得太像“他们”了。
作为和平年代的老百姓时，他读到这段歷史，总是愤怒於当时统治者的无能、短视和腐败。他曾在评论区底下激昂地写道：“若有先知之明，必不会让国家陷入如此灾难！”
而现在，他就是那个“先知”，却依然没能阻止灾难的发生。
不，不完全准確。他做了一些事……
但梦中的质问依然有效：他真的用尽了一个穿越者所能做的一切了吗？
他想起了那些日本朋友——或者说是曾经的“朋友”。在东京留学时认识的那些年轻军官，后来不少成为了侵华战爭的中坚力量。他本可以在早期就与他们断绝来往，本可以公开谴责他们的军国主义思想，本可以……
可他没有。因为那样会破坏他的“人脉”，影响他的“仕途”，甚至可能危及他的安全。
他想起了那些党內的高官们，那些贪污腐败、爭权夺利却对抗日漠不关心的同僚。他本可以更坚决地与他们斗爭，本可以冒著风险揭露他们的恶行，本可以……
可他没有。因为他知道那样做不仅效果有限，还可能让自己失去现有的地位和影响力——而没有这些，他连现在能做到的事情都做不了。
他想起了与少东家的无数次私下谈话。作为最受信任的幕僚，他本可以说更多逆耳忠言，本可以更坚决地反对一些错误决策，本可以……
可他没有。因为他珍惜这份信任，因为他知道少东家的性格，因为他害怕失去这层关係后就再也无法从內部影响这个政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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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我选择了安全的道路。”李宇轩对著空无一人的房间说，声音在黎明前的寂静中显得格外清晰，“我选择了在体制內工作，选择了妥协和渐进，选择了不打破现有的平衡。我以为这是最有效的方式，我以为这样可以做成更多事。”
“但我错了。”他闭上眼睛，“我错过了真正改变歷史的机会，因为那些机会都要求我冒更大的风险，付出更大的代价。”
窗外的天色渐渐亮了，远处传来早市的第一声响动。新的一天开始了，一个日本即將投降、战爭即將结束的日子。
但李宇轩感到的只有沉重。这场战爭死了太多人，而他知道，接下来的內战还会死更多人。更可怕的是，他知道內战的结局，知道国民党將败退台湾，知道中国將经歷更多的动盪和苦难。
梦中的两个自己给了他最后的警告：不要重复过去的错误。不要因为融入而失去自我，不要因为现实而放弃理想，不要因为困难而停止抗爭。
门被轻轻敲响，副官的声音传来：“景公，奇兵召开紧急会议，討论日本投降后的接收问题。”
李宇轩深吸一口气，將那些泛黄的纸张小心地放回铁盒，锁好，重新放回抽屉深处。他走到镜子前，整理了一下军装，擦乾脸上的泪痕。
镜中的他又变回了那个威严的陆军一级上將，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，人人尊敬的“景公”。
“我明白了。”他对著镜中的自己轻声说，然后转身向门外走去……
1945年8月14日，山城黄山官邸。
会议室里烟雾繚绕，长桌旁坐著国民党最高决策层。窗外是山城夏日午后特有的闷热，蝉鸣声透过厚重的窗帘缝隙钻进来，与室內的压抑气氛形成一种奇特的合奏。
奇兵坐在主位，军装一丝不苟，手里把玩著一支红蓝铅笔。他的目光扫过在座的每个人：陈不累、张裙、戴利、张治种，最后停留在坐在他右手边的李宇轩身上。
“都说说吧。”他开口，声音平静但带著惯有的威严，“日本投降已成定局，接下来该怎么走？”
戴利率先发言：“奇兵，当务之急是受降接收。我军应火速开赴沦陷区，尤其是华北、华东要地，绝不能让中共抢了先机。”
“雨浓说得对，”陈不累扶了扶眼镜，“但国际观瞻也很重要。美苏两国都盯著我们，若处置不当，恐失道义制高点。”
张治种清了清嗓子：“我看……”
会议室里安静了几秒。所有人都知道这个问题迟早要面对，但谁也不敢第一个捅破那层纸。
奇兵的铅笔在桌上轻轻敲了敲，突然转向李宇轩：“景行，你怎么看？”
李宇轩刚从沉思中回过神。他手里夹著一支烟，菸灰已经积了很长一截。这六天来，那个噩梦一直縈绕不去，梦中两个自己的质问像钟声一样在他脑海里迴荡——你真的尽力了吗？你真的对得起那些死去的人吗？
“少东家，”李宇轩用了私下的称呼，会议室里几位高官早已习惯两人这种特殊关係，“日本投降后，摆在我们面前的有两条路：一是战，二是和。”
他顿了顿，弹掉菸灰：“战，我们有美式装备，有名义上的中央政府地位，有国际承认。但共和扎根农村八年，民心不可小覷。真要打起来，恐怕不是三五年能解决的。”
“和呢？”奇兵追问，眼神锐利。
“和，就要谈条件。”李宇轩深吸一口烟，“要谈，就得有个由头……
话音刚落，戴利立即反对：“这太冒险了！先生怎么可能来？万一来了，我们怎么处置？扣下？那国际舆论会怎么说？放回去？那不等於放虎归山？”
张治种却若有所思：“我看李总长说得有道理。请，是一定要请的。他来不来是他的事，我们请不请是我们的事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