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104章 分身有术
赵三省斟酌了一下用词，有些不好意思地开口：“卢老师，有个事情想麻烦您。您看，我们工作室这边，是第一次和编剧老师正式合作，关於合同的细节不是很熟悉。
您这边……有没有现成的、比较规范的委託创作合同模板？能不能借我参考一下？我这工作室还是第一次和编剧签合同，没什么经验。”
卢苇闻言，很是爽快，“这个啊，没问题。你等一下，我有电子版的，我拷给你。我电脑里存著好几份以前用过的合同，都是跟不同公司合作时留下的。”
赵三省连忙道谢，心里鬆了一口气，“那太好了，那一会我顺便把剧本里面一些隱喻也拷给您。这样您在动笔的时候，心里能更有数。”
卢苇一边开机一边应道，语气轻鬆，“行，我现在开电脑。”
当他看见了密密麻麻的隱喻，脸都绿了，“你告诉我，你这剧本……需要安排这么多的隱喻吗？
我数数，一、二、三、四……二十四。三省，你觉得你合適么？你这是让我带著脚镣跳舞啊？而且还是带倒刺的那种。”
“卢老师，不至於吧……我觉得，这也不多啊。”
“不多？”卢苇简直要被气笑了，“不行，我得给老谢打电话说道说道，你这么搞，剧本没法弄，他这介绍的是什么活儿！”
赵三省啥也不敢说，只好听著卢苇和电话那头的谢小晶通话。
卢苇显然余怒未消，电话一接通，带著责问的口气说：“老谢，我说你小子干嘛呢？”
“看书，你还有心思看书？”
“我和你说，你知道你的宝贝弟子在剧本里面塞了多少东西？”
“二十四个隱喻，足足二十四个。”
“还都是他明確要求必须保留的。”
“我怎么知道怎么办？你说说看，你自己过来看。”
“什么叫你今天有事？”
“我不管，有天大的事情，也得过来！”
“这事你得负责，是你把他介绍给我的！”
“你看著办，合同还没签！”
“什么？你小子居然还藏著十年的西凤。真的假的？”
“……行吧行吧，这次看在你的面子上，我辛苦辛苦，想想办法吧。掛了。”
卢苇算是气消了，对著赵三省说：“三省，你小子……算是找了个好老师啊。”
赵三省悬著的心，这才稍稍放下了一些。赶紧加快手里打字的速度，他就修改了单位抬头、合同委託剧本名《燃烧》，以及昨天谈好的最多修改一次的条款。
卢苇看了一下合同，自然是没啥问题的，他就签字了。
-----------------
时间就这么一天一天的过去了，大四开学以后，赵三省每天白天上课，晚上和两个剧组开会，时间终於来到了九月二十三日。
头天晚上，赵三省照例睡前看了一眼手机，发现了国际章中午的时候给他打了一个电话，接著又给他发了简讯。
“三省，刚才给你打了电话，你还是老样子，手机静音，別忘了明天来参加首映式，你答应我的。”
赵三省还真忘记了，要不是国际章提醒，他明天肯定去不了，赶紧回了一条简讯，“不会忘的，明天准时到。”
《我的父亲母亲》赵三省肯定是拉过片的，他还知道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张国师明年会在柏林斩获银熊奖。
在他看来这是一部简单的电影，但仔细分析却不难发现，简单的仅仅是故事的情节，而在情节背后则隱藏著张国师复杂的导演手法。
影片从时间上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，一个是过去时间，五六十年代父亲和母亲相识再到被打为右派的父亲重回三合屯。
另外一个是现在时间，远在他乡的儿子回家为父亲奔丧並將父亲下葬。两个阶段都各有一个主干故事作为支撑。
整部电影由儿子充当敘事人，起到讲述故事的作用。
在故事里加入敘事人，以方便故事的讲述这种手法早在《红高粱》里，张国师就已经採用过，但与《红高粱》不同的是，本片里的“我”参与到了故事中来，在讲述故事的同时，构成了故事本身的一个部分。
他用繁复的敘事策略和视听手法一起构成了这部看似“大象无形”的电影。
在父亲和母亲第一次相见的场景里，张国师选用了大量的升格摄影，拉长了画面时间，反应的是母亲的心理时间。
他的镜头语言使人很轻易的认同了母亲，放弃质问爱情到来的仓促性。
而在母亲在山路上等著与父亲相遇的段落里，除了升格摄影，还使用了长焦镜头，造成我的心里只有你的画面效果。
张国师採用了一种类似於纪录片的拍摄风格，镜头非常冷静和克制。常常是固定机位，构图，画面都不求工整。
而且大量选取了非职业演员，但与深受义大利现实主义影响的第六代导演不同，对於非职业演员选用，张国师更多的出於影片风格的考虑。
在过去的时间段里，画面非常漂亮，高饱和度使得影片像一幅浓郁的油画。
好的导演总是用画面来说话而不是自己跳出来说话，因此，童话一般画面表现了张国师对待这一部分影片的態度，这属於过去，而过去是美好的。
而张国师对造型的偏爱尤甚，他非常喜欢红色，从《菊豆》里高高悬掛的红布，到《摇啊摇，摇到外婆桥》里小金宝的红唇及登台演出时的一袭红装。
红色也或多或少的代表了张国师电影里的女性性格。执拗，热烈，一根筋到底。
在《我的父亲母亲》里，红色就是母亲鲜艷的头巾，父亲最喜欢的那件棉袄，母亲不顾几天的连续高烧顶著大雪，想要去县城看一眼父亲，看一眼，一定要看一眼，最后昏倒在半路。
法国著名的电影导演阿伦·雷乃曾经说过：每个导演一生只拍一部电影，只讲一个故事，
到了张国师这，则变成了他只拍一个女人。时间上不管是民国初年，还是九十年代，空间上不管在大上海还是在偏僻的小山沟，讲来讲去，都只是这个女人的故事。
您这边……有没有现成的、比较规范的委託创作合同模板？能不能借我参考一下？我这工作室还是第一次和编剧签合同，没什么经验。”
卢苇闻言，很是爽快，“这个啊，没问题。你等一下，我有电子版的，我拷给你。我电脑里存著好几份以前用过的合同，都是跟不同公司合作时留下的。”
赵三省连忙道谢，心里鬆了一口气，“那太好了，那一会我顺便把剧本里面一些隱喻也拷给您。这样您在动笔的时候，心里能更有数。”
卢苇一边开机一边应道，语气轻鬆，“行，我现在开电脑。”
当他看见了密密麻麻的隱喻，脸都绿了，“你告诉我，你这剧本……需要安排这么多的隱喻吗？
我数数，一、二、三、四……二十四。三省，你觉得你合適么？你这是让我带著脚镣跳舞啊？而且还是带倒刺的那种。”
“卢老师，不至於吧……我觉得，这也不多啊。”
“不多？”卢苇简直要被气笑了，“不行，我得给老谢打电话说道说道，你这么搞，剧本没法弄，他这介绍的是什么活儿！”
赵三省啥也不敢说，只好听著卢苇和电话那头的谢小晶通话。
卢苇显然余怒未消，电话一接通，带著责问的口气说：“老谢，我说你小子干嘛呢？”
“看书，你还有心思看书？”
“我和你说，你知道你的宝贝弟子在剧本里面塞了多少东西？”
“二十四个隱喻，足足二十四个。”
“还都是他明確要求必须保留的。”
“我怎么知道怎么办？你说说看，你自己过来看。”
“什么叫你今天有事？”
“我不管，有天大的事情，也得过来！”
“这事你得负责，是你把他介绍给我的！”
“你看著办，合同还没签！”
“什么？你小子居然还藏著十年的西凤。真的假的？”
“……行吧行吧，这次看在你的面子上，我辛苦辛苦，想想办法吧。掛了。”
卢苇算是气消了，对著赵三省说：“三省，你小子……算是找了个好老师啊。”
赵三省悬著的心，这才稍稍放下了一些。赶紧加快手里打字的速度，他就修改了单位抬头、合同委託剧本名《燃烧》，以及昨天谈好的最多修改一次的条款。
卢苇看了一下合同，自然是没啥问题的，他就签字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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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间就这么一天一天的过去了，大四开学以后，赵三省每天白天上课，晚上和两个剧组开会，时间终於来到了九月二十三日。
头天晚上，赵三省照例睡前看了一眼手机，发现了国际章中午的时候给他打了一个电话，接著又给他发了简讯。
“三省，刚才给你打了电话，你还是老样子，手机静音，別忘了明天来参加首映式，你答应我的。”
赵三省还真忘记了，要不是国际章提醒，他明天肯定去不了，赶紧回了一条简讯，“不会忘的，明天准时到。”
《我的父亲母亲》赵三省肯定是拉过片的，他还知道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张国师明年会在柏林斩获银熊奖。
在他看来这是一部简单的电影，但仔细分析却不难发现，简单的仅仅是故事的情节，而在情节背后则隱藏著张国师复杂的导演手法。
影片从时间上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，一个是过去时间，五六十年代父亲和母亲相识再到被打为右派的父亲重回三合屯。
另外一个是现在时间，远在他乡的儿子回家为父亲奔丧並將父亲下葬。两个阶段都各有一个主干故事作为支撑。
整部电影由儿子充当敘事人，起到讲述故事的作用。
在故事里加入敘事人，以方便故事的讲述这种手法早在《红高粱》里，张国师就已经採用过，但与《红高粱》不同的是，本片里的“我”参与到了故事中来，在讲述故事的同时，构成了故事本身的一个部分。
他用繁复的敘事策略和视听手法一起构成了这部看似“大象无形”的电影。
在父亲和母亲第一次相见的场景里，张国师选用了大量的升格摄影，拉长了画面时间，反应的是母亲的心理时间。
他的镜头语言使人很轻易的认同了母亲，放弃质问爱情到来的仓促性。
而在母亲在山路上等著与父亲相遇的段落里，除了升格摄影，还使用了长焦镜头，造成我的心里只有你的画面效果。
张国师採用了一种类似於纪录片的拍摄风格，镜头非常冷静和克制。常常是固定机位，构图，画面都不求工整。
而且大量选取了非职业演员，但与深受义大利现实主义影响的第六代导演不同，对於非职业演员选用，张国师更多的出於影片风格的考虑。
在过去的时间段里，画面非常漂亮，高饱和度使得影片像一幅浓郁的油画。
好的导演总是用画面来说话而不是自己跳出来说话，因此，童话一般画面表现了张国师对待这一部分影片的態度，这属於过去，而过去是美好的。
而张国师对造型的偏爱尤甚，他非常喜欢红色，从《菊豆》里高高悬掛的红布，到《摇啊摇，摇到外婆桥》里小金宝的红唇及登台演出时的一袭红装。
红色也或多或少的代表了张国师电影里的女性性格。执拗，热烈，一根筋到底。
在《我的父亲母亲》里，红色就是母亲鲜艷的头巾，父亲最喜欢的那件棉袄，母亲不顾几天的连续高烧顶著大雪，想要去县城看一眼父亲，看一眼，一定要看一眼，最后昏倒在半路。
法国著名的电影导演阿伦·雷乃曾经说过：每个导演一生只拍一部电影，只讲一个故事，
到了张国师这，则变成了他只拍一个女人。时间上不管是民国初年，还是九十年代，空间上不管在大上海还是在偏僻的小山沟，讲来讲去，都只是这个女人的故事。